第二百五十九章 我反正信了

除去瞿秋白近乎赤裸裸地评价之外，伍翔宇等人也或多或少发表了意见，这些在会场上都由程刚进行了一一陈述，实际自然是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显然，经过数个月的酝酿，莫斯科与锐京的组合已经准备开始掀桌子了，若说在此之前没人预料到此事，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党内如此明显的路线冲突，就差没有直接喊出来。

只不过在这里申城确实吃了很大的亏，除去那些大城市外，他们对于深处山区的根据地掌控力可是相当的低，如果没有程刚插手这倒还无所谓，依靠着党内组织纪律的惯性，申城送去的指示所有人都必须执行，至少也得听着。

但是程刚在今年很不讲道理地把电台送了过去，结果就造成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往日申城的指示一般需要先通过城市之间的通信网络，将信件或者电报送到省级单位，再由省委等机构转送信件甚至派出特派员口头传达，期间所花的时间短则数十日，长则数个月，还很容易造成理解和执行上的错误。

而有了电台就不一样了，几乎每天各大根据地都会收到从锐京发来的最新消息，虽然因为技术原因，传输的内容并不多，只是一些被精简过的概况，但这般效率也是非同一般的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场相互较量的宣传战，在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就看谁最能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更多的支持者，因此申城一方占据了明显的弱势，逐渐落败下来也成了必然的结局。

当然也不能说是落败，更多只能是党内重心的转移，就像是伍翔宇离开申城前往莫斯科，那么李利叁就顺势掌握了中央的话语权一般，如今不过是再次换回来了而已。

不过申城也并非毫无优势，作为一直以来的中央机关，他们掌握了全国各大机构的领导权，可以任意派出人员直接前往根据地传达指示，虽然时效性上查了不少，可真人还是要比电报更加具有说服力。

尤其是，当省委派来的干部让大家坚决执行攻打城市的政策，而电台那边收到的消息却是稳步发展、深挖洞广积粮时，这里头可能发生的矛盾那就大了去了。

而且在过去的近十年里，党的机关虽然移动过多次，有时在申城，有时在羊城，有时也设在江城，但像是在锐京这种小地方的，确实还尚属首次，尤其期间又不存在直接的权力交接和人员转移，这自然会使得一部分同志难以接受如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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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像是许继深这样的干部，若是严格来看也属于申城派到鄂豫皖的人员，这期间他肯定没有完全听从锐京方面的意见。

从组织纪律上说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若是以后锐京真的占据了上风，又该如何处理此事，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所以就不奇怪为何李润石等人一过来，便首先要召开会议，并由程刚转述瞿秋白等人的意见和评论。

不管之前众人如何犹豫，当红一军团真刀真枪地跑过来的时候，天平就彻底倾斜了，随之的必然是趁热打铁，把局面掌控住、把人心稳定住再说。

转述的内容并没有很长，程刚简单讲完之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简单的几句话进行了结尾：

“同志们，我们组织最重要的战斗力来源就是强大的纪律性，因此民主集中制和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是每名党员都必须遵守的铁律。

这段时间以来因为一些客观和主观上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说到底这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大家一定要对组织有信心，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尽快调整过来。

最后，正如翔宇同志所说，只要各位干部都能做到讲原则，讲团结，那么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组织都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更不会因此而抹杀大家的功劳，这点也请所有人放心。”

说完之后，会场稍微安静了一小会，前面程刚这个传话筒表达的意思，红一军这边基本上都明白了。

首先确定申城这半年来的路线存在问题，关于这点，大部分人并没有太多意见，一方面红一军自己也曾因为某些激进的计划而遭受了一定损失，另一方面，先前的通报中其他城市和根据地的情况更是吓人，让大家都不得不深思。

其次是稳定人心，先前的问题并非出在基层，所以即便基层的同志因为服从命令，而造成了某些后果，也不会就此进行追究，等到伍翔宇回国之后，一切还是会回到正轨上来。

这两条信息，算是在尽可能维持组织稳定的情况下，暂时解决了先前存在的隐患，依靠伍翔宇和瞿求柏的牌子，也不至于落下所谓“另立中央”的口实。

当然接下来还是有不少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或者提出问题，程刚则一一作出解释，大体内容基本都集中在对前事的认定，以及后事的计划上。

其中认定方面，伍翔宇已经有了方案，也就是之前无论服从哪边的指示，只要在纪律允许范围内都不存在问题，至于之后的计划，就不是程刚能讲明白了，自然由李润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进行阐述。

另外还有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关心的重要话题也被提了出来，那就是程刚以及他背后的物资渠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凡享受过这些好处的同志，心里头难免都会产生疑问。

若说之前大家出于保密纪律没有深究的话，那么到了这时，程刚这个身份也相当于被摆上了明面，因此确实需要一个公开的说法。

对此程刚自然是有预案的，所以一听到这个问题，便转头朝向了李润石，后者随即点点头，起身重复了一遍先前在锐京讲过的说辞：

“关于程刚同志的身份，这是我们党内至关重要的机密，所以在此不能向大家透露太多，大家只要知道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就可以了。

至于程刚所掌握的这条渠道，我只能说这是由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单位付出极大代价搭建起来的，对于革命事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大家必须以高度的纪律性珍惜和保护好这条渠道，绝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此外再强调一点，程刚同志一直以来都和苏联还有gc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人都不能对此进行擅自猜测，更不得向外发布任何可能引发误会的言论。

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听完这个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又似乎透露了什么隐藏信息的发言，红一军这边的同志纷纷面面相觑起来。

倒是红一军团那边大多表现出了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毕竟他们也算是早早就被嘱咐过，这么久下来差不多都习惯了。

众人对于程刚的印象基本也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最开始将他视为中央特派员，这段时间程刚的建议对于最终选择上槿甘山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的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与湘赣两省的上级部门联络，程刚特派员的身份在前委当中自然是瞒不住了。

但由于他送来的物资实在是太过重要，所以便进入了一段默契的沉默期，维持着合作又不说破的状态，期间前委之外的大多同志则主要还是将程主任视为中央派来的人员。

再之后包括出击赣南，刘安攻到来，程刚被选入前委，基本都还在这一状态中，只不过因为程刚越来越出色的表现，逐渐获得了众人的认同而已。

最后便是摊牌阶段了，与三人组说明自己的来历之后，程刚的身份便有了坚实的背书，至少在国内不用担心任何人的质疑。

同时考虑到与申城越来越密切的联络，以及程刚在根据地当中再也难以掩饰的作用，所以便开始有限度地向中下层的同志说明情况。

毕竟即便是要保密，那也应该得有个说法才是，一直不清不楚反倒可能让同志们摸不着头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维持适当的尺度，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至于给出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又是否相信，这个其实并不重要，说到底只是个对外对外的宣传而已。

所谓的兄弟单位可能是海外华侨，也可能是国际上同情gc主义的组织，考虑到运输的难度，说不得国内也有不少友军存在，总之为了安全考虑不能向外过多透露，否则引发敌对势力的报复反而还会添乱，对于这点大家倒是基本理解。

当然了，撇清和苏联的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毕竟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苏联人自己也在不断否认，至于所有人到底信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大体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党内的哪一派，甚至包括苏联那边，都是难得地保持了一致，至于常凯申和其他欧美势力的跳脚，谁又会真的在意呢。

因此再回到这里，面对背书人李润石与当事人程刚如此的态度，大家自然也没什么好问的了，即便内心中或多或少产生了各式的猜测，可话已经讲到了这个份上，谁都不会蠢到真的说出来。

更何况党内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渠道，而且还出乎意料的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闭嘴的好消息，还说什么，以后好好享受便是了。

一时间，整个会场倒是尽散先前的紧张气氛，转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和谐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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